《亲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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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分享的是《亲密关系》这本书，豆瓣评分 9.3。
2023年7月15日，刚开始读《亲密关系》这本书，比前两天看的《蛤蟆先生》以及《非暴力沟通》都要厚很多，今天看了两章，分别是人际关系的构成和研究方法，大致感觉是一本严谨、详细的有助于提高对亲密关系认知的一本书，值得耐心读完。
2023年7月22日，看完了这本书，总共花了六天，其中书的后面的有一两个章节没太看进去。总体而言，我觉得这本书写的很不错，文献详实，举例论证，娓娓道来，严谨而看起来不太困难。接下来我考虑找时间重读一遍这本书，后面的读后感啥的随缘到时候再说。
内容简介
亲密关系与泛泛之交有什么区别？大丈夫与小女子真的般配吗？吸引力的秘密是什么？男人与女人真的是不同的动物吗？同性恋真的是由基因决定的吗？单亲家庭的孩子长大后更容易离婚吗……什么是爱情？由什么构成？能持续多久？两性在发生一夜情及选择终身伴侣上有什么差异？爱情和性欲是由不同的脑区控制吗？亲密关系美满的秘诀是什么？有什么方法能让婚姻持续一生？米勒教授在本书中回答了这些问题，尤其澄清了通俗心理学所宣扬的经验之谈，甚至某些错误观点。
本书汲取了社会心理学、沟通研究、家庭研究、认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演化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及家政学等学科的最新成果，研究实践和理论建构并重，学术标准与大众兴趣兼备。全书结构清晰、逻辑严密、语言生动、启发思考，既通俗易懂，读来轻松愉快，又科学权威，崇尚实证精神。
本书遵循由浅入深、由一般到特殊的认知规律，论述了亲密关系的基础、活动形态、类型、矛盾和修复等内容，读完本书，你将对人际吸引、爱情、婚姻、承诺、友谊、激情、沟通、性爱、依恋、择偶、嫉妒、出轨、家暴等亲密关系的方方面面有全新的认识。
亲密关系是人类经验的核心，处理得好能给人带来极大的快乐，处理得不好则会造成重大创伤，因此科学地认识亲密关系，攸关我们每个人的幸福。本书既适合研究亲密关系的专业人士，能给他们带来启发与灵感，也适合每个想爱情甜蜜、婚姻长久、人生幸福的普通读者。
2023年7月15日
亲密关系和泛泛之交至少在六个方面存在程度差异：了解（knowledge）、关心（care）、相互依赖性（interdependence）、相互一致性（mutuality）、信任（trust）以及承诺（commitment）。
“某些婴儿只要饥饿、尿床和受到惊吓，就能发现马上会得到悉心的照顾和呵护。婴儿哭喊时，慈爱的照料者总是如约而至，得到此种呵护的小宝贝们就能舒心地依赖他人，觉得他人可以信任，能从别人那里获得安全和友善。结果，这些儿童就发展出安全型（secure）依恋：他们快乐地与他人交往，很容易与他人发展出轻松信任的人际关系。
其他婴儿的情形可能不同。如果大人对孩子的照料无法预测而且并不持续，照料者有时热情关注，有时却心不在焉、焦急烦躁，有时根本就不出现。这些孩子就会对他人产生焦虑、复杂的情感，这种依恋类型就是焦虑—矛盾型（anxiousambivalent）。这些孩子由于不能确定照料者是否以及何时会回来关照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就会变得紧张和过分依赖，表现出对他人的过分贪求。
“最后第三组婴儿的照料者在关照孩子时，带着拒绝或敌对的态度勉强为之。孩子就会认为他人是靠不住的，因而在与他人的关系上畏缩不前，表现出回避型（avoidant）依恋。回避依恋型的孩子经常怀疑和迁怒他人，不容易形成信任和亲密的人际关系。 更重要的是，研究者认为早期的人际经验会影响个体后来人际关系的发展进程。”
“依恋类型既然是习得的，就可能发生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依恋类型的确会发生新的改变（Chopik et al.，2011）。一次悲痛欲绝的分手会让原本安全型的人不再安全，一段如胶似漆的恋情也能慢慢让回避亲密的人不再怀疑和戒备亲密感情（Birnie & Lydon，2011）。在两年之内，足有三分之一的依恋类型可以发生实质性变化（Davila & Cobb，2004）。
尽管依恋能改变，但它们一旦确立后，既稳定又持久，并影响人们新建立的人际关系，加强已有的行为倾向（Scharfe & Cole，2006）。”
“第一种安全型（secure），和儿童的安全型依恋完全相同。第二种痴迷型（preoccupied），是巴塞洛缪给焦虑矛盾型的新名称，因为这种类型的人若要感觉心安，就得过分地依赖于他人的赞许，所以他们过度地寻求认同，沉溺于人际关系，担心关系破裂。”
“归属需要得到满足后，我们建立人际关系的内驱力就会降低（因而人际关系的质量比数量更重要）。归属需要也和我们伴侣是谁并无太大的关系，只要他们能给予我们持续的关爱和包容，我们的归属需要就能得到满足。因而，即使一段重要的亲密关系终结，我们也往往能找到替代伴侣（尽管新人和旧人有很大的差别），而且能满足我们的归属需要（Spielmann et al.，2011）。”
“为什么我们这样强烈地需要亲密关系？为什么我们是如此社会化的动物？可能的解释是：归属需要是人类长期演化的产物，逐渐成为所有人共同的自然倾向（Baumeister & Leary，1995）。这种观点的逻辑在于，由于早期人类生活在很小的部落群族里，生存环境恶劣，到处是长着獠牙利齿的猛兽。所以，孤僻的人比合群的人在繁衍子女和养育后代的成功率上更低。这种环境下，与他人建立稳定持续而充满关爱的人际关系的个性倾向就具有演化学上的适应意义，拥有这些个性倾向的早期人类，其子女更可能生存和繁衍。结果人类的特质也缓慢地演化为：十分在乎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并极力寻求他人的认同和亲密接触。”
“就拿最近普遍流行的同居现象来说，现在许多高中生认为情侣未婚同居是个“好主意”，因为他们能据此考察彼此是否真正能“和睦相处”（Bachman et al.，2001）。这种态度使未婚同居看上去很有道理，好像是个不错的选择，现在大多数年轻人在结婚之前的确就住在一起了。然而，如果人们并没有切实的结婚计划，未婚同居并不能确保随后的婚姻幸福美满；相反，同居增加了夫妻离婚的危险（Jose et al.，2010），原因有若干。首先，同居情侣彼此的承诺一般不如已婚夫妻，毕竟同居情侣还有选择的机会（Wiik et al.，2009）。所以同居情侣比已婚夫妻经常面临更多的问题和不确定性（Hsueh et al.，2009）。”
“总的说来，草率同居原本用来测试伴侣能否和睦共处，却好像会损害人们对婚姻的积极态度和维持婚姻的决心，这种态度和决心是幸福婚姻的支柱（Rhoades et al.，2009）。”
“高性别比率的社会（女性较少）倾向于支持老式、传统的两性性别角色（Secord，1983）”
“低性别比率的社会（男性较少）则倾向于颠覆传统，也更为宽容。”
“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形可能有所不同，但这种基本模式却是贯穿整个历史的（Guttentag & Secord，1983）。古罗马时代性别比率低，以骄奢淫逸而闻名。维多利亚时期的英格兰性别比率高，以贞洁守礼而著称。美国喧嚣的20世纪20年代性别比率低，是随心所欲、恣意寻欢的十年。那么出现“性解放”和“女权运动”的20世纪60年代晚期，性别比率高还是低？答案是非常低。”
“性别比率影响过程（即人际关系规范的变化偏利于男性）的假设只是一种猜想。然而，社会文化中的两性比例和人际关系规范的确存在粗糙却真实的关联，这也是文化影响人际关系的有力佐证。我们对人际关系的期望和接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地区的标准。”
“第三和第四种依恋类型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回避型”。恐惧型（fearful）的人因为害怕被拒绝而极力避免和他人发生亲密关系。虽然他们希望有人喜欢自己，但更担心自己因此离不开别人。相反，疏离型（dismissing）的人认为和他人发生亲密关系得不偿失。他们拒绝和他人相互依赖，因为他们相信自己能自力更生，也不在乎他人是否喜欢自己。”
“所以，我们对紧密关系性质和价值的总看法，看来是由我们体验到的亲密关系的经验所决定的。我们幼时对人际交往价值和他人是否可信的观念，起源于我们与照料者的交往，由于运气的好坏，我们就此走向了信任或恐惧的亲密关系之路。这段历程永远不会停止，同行者随后给予的阻碍或帮助会改变我们亲密关系的方向和进程。视乎人际交往经验的不同，我们习得的依恋类型既可随时间发生变化，也可永久保持稳定。”
“依恋类型一旦形成，就决定了人们与他人交往时显示出的独特个体特征。每个人都是由不同的经验和特质组合而成的独特个体。这些经验和特质又塑造了不同的能力和偏好，正是这些差异影响了我们的亲密关系。”
“许多男性和女性一样充满柔情、富有爱心地关心下一代，但如果我们希望和鼓励女性成为儿童的主要照料者，那么我们就会在养育风格上人为地制造文化上的性认同差异，这种性认同差异并非与生俱来的自然天性。”
“积极方面看，外向、随和和尽责的人比在这些特质上得分低的人拥有更丰富、更愉快的人际关系（Malouff et al.，2010）。”
2023年7月16日
“我们或许在网络上结识过朋友，但当我们能听到朋友的声音、看到朋友的微笑、能真实地握手时，这样的交流不是更有奖赏意义吗？大部分时候，当人们面对面地交往时（在身体上，而且在心理上都更接近），这样的人际关系奖赏价值更高。确实，现实空间上的临近（proximity）通常首先决定了人们能否相遇。多数情况下，友谊和爱情都源自与身边人的交往。”
“远距的人际关系奖赏价值也低；在文字或声音中表达出的爱意远不如脸颊上真实的一吻那样打动人。因而，分居两地的亲密关系一般不如朝夕相伴的亲密关系令人满意（Sahlstein，2006）。”
“因为临近常常能导致熟识，而熟识又引起喜欢，所以与他人频繁的接触不仅能使交往更方便，而且会使对方看起来更有吸引力（Reis et al.，2001）。”
2023年7月17日
“显然，喜欢那些喜欢我们的人这一倾向是与吸引力的奖赏模型一致的。这一倾向还符合平衡理论（balance theory）的观点，该理论认为人们期望他们的思想、感情和社交关系能够保持一致（Heider，1958）。”
“相似的情形也出现在满足的爱情中：感到最多爱意和最少冲突的伴侣是那些在热情上相似而支配欲上不同的伴侣（Markey & Markey，2007）。如果伴侣一方要在亲密关系起带头作用，当另一方愿意顺从时才最快乐。”
“心理抗拒（reactance）理论认为，如果人们失去行动或者选择的自由，会奋力争取重获自由（Brehm & Brehm，1981）。因而，如果我们面临失去某种事物的危险时，我们可能反而想得到更多。”
“但人们的现实爱侣与理想中的却总有些差距。那么，人们究竟要怎样才能与爱恋自己的人快乐相处呢？
一种方法是建立对伴侣善意和大度的认知，突出他们的美德而缩小他们的缺陷。人们经常以积极错觉（positive illusion）来评价自己的爱人，尽可能地用积极眼光来描述伴侣（Holmes，2004）。这种“错觉”混合了对伴侣现实的认识和理想化了的知觉。他们并不会忽视伴侣真实的缺点，只是认为这些缺憾并不如其他人认为的那么重要（Murray & Holmes，1999）。例如，满意的夫妻都认为伴侣的缺点是局部的、有限的瑕疵，远不如他们的优点和长处重要和有影响力（Neff & Karney，2003）。”
“另外来看，如果人们了解伴侣各方面的情况，但却能以一种善意而大度的方式来进行诠释，这样的“错觉”就对亲密关系十分有益。将自己的伴侣理想化，人们就会先入为主地以一种积极方式来评价伴侣的行为，更愿意致力于维护好自己的亲密关系（Luo et al.，2010）。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能被自己认为如此称心如意的伴侣所爱，毫无疑问会增强我们的自尊（Murray et al.，2000）。我们能慢慢地让伴侣相信，他们实际上正是自己所信任的最优秀的人，因为我们的高度评价也会提高他们的自尊（Murray et al.，1996）。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理想化的爱人形象总是和更多的满意、关爱、信任和持续的亲密关系联系在一起（Miller et al.，2006）。
此外，保护自己免遭幻想破灭的聪明方法是：随着对伴侣了解程度的增加，“不断调整自己对理想伴侣的期望，这样，对伴侣的期望标准就能切合伴侣的现状（Fletcher et al.，2000）。在某种程度上，人们能方便地确定伴侣已拥有的品质正是自己所期待的。”
“因而，选择乐观地看待事物——认为伴侣已经做到最好——不断调整对伴侣的希望和标准以符合客观实际，我们就更加可能与当前的伴侣愉快相处。的确，伴侣一般都清楚我们在美化他们，但往往希望我们这样做（Boyes & Fletcher，2007）——而作为回报，我们也从伴侣那里得到同样积极、善意的认知评价，这就是双赢！
“伴侣双方总的归因模式能决定亲密关系的满意程度（Fincham et al.，2000）。幸福的爱人对伴侣行为的归因都是能改善关系的。认为伴侣的积极行动都是刻意的、习惯的，还能据此推断伴侣在其他情境下的行为。也就是说，幸福的配偶对彼此的积极行为都通常给以内部的、稳定的、普遍的归因。他们也倾向于淡化彼此的过失，认为它们是偶然的、特殊的和局部的。因而，消极的行为都通过外部的、易变的、特定的归因而得到谅解。
通过这种归因方式，快乐满意的伴侣放大了伴侣的友善行为，而缩小了伴侣的冷漠行为，并且只要伴侣的不端举止的确仅仅是偶尔之失，那么这些善意的解释就能使双方愉快相处（McNulty，2010）。但痛苦不满的伴侣反其道而行之，夸大了坏处而缩小了好处（Fincham，2001）。不幸的伴侣做出了维持苦恼的归因，认为伴侣的负面行动都是故意的、习惯性的，而正面行动都是无心的、偶然的（见图4.3）。所以，幸福美满的伴侣常以君子之心来衡量彼此，从而能快乐相处；而痛苦不满的伴侣则以小人之心来忖度对方，那么不管双方表现如何友善都不能令人满意。即使苦闷的夫妻彼此示好，但双方都会认为对方的体贴只不过是消极常态中短暂的、不具代表性的片刻安宁。当善意被视为偶然的，伤害被视为蓄意的，亲密关系就很难得到满足。”
“什么样的观念有害呢？应警惕以下六个观点：
● 争吵具有破坏性。争吵就表明伴侣爱自己还不够深。如果彼此深深相爱，就不会发生任何争执。
● “读心术”很重要。真正彼此关爱的伴侣仅凭直觉就能知道对方的需要和偏好，根本不需要告知对方自己的所思所想。如果必须告诉伴侣自己的想法和愿望，那只能说明伴侣爱自己还不够深。
● 伴侣是不会发生改变的。一旦亲密关系变糟，就无法得到改善。如果爱人曾伤害过你，毫无疑问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伤害你。
● 每一次的性生活都应该是完美的。只要爱情是忠贞的，每一次的性生活都应该是神奇美妙、令人满足的。伴侣应该经常渴望并为性生活做好准备。
● 男人和女人就是不一样。男人和女人的性格和需要非常不同，很难真正理解对方。
● 美好姻缘天注定。根本无需努力来维护美满的夫妻关系。夫妻要么彼此脾性相投、快乐到老，要么格格不入、争执一生。
数年前就有研究者识别出这些有害的观点（Eidelson & Epstein，1982），此后陆续有研究发现这些观点会导致亲密关系的困扰和不满（如Knee et al.，2003）。这些观点是不切实际的。
“更糟糕的是，当亲密关系出现问题时，持有这些错误观念的伴侣并不会采取建设性的行动来改善关系。由于相信伴侣不会改变、真爱天注定，他们就不会设法去解决问题，而只会逃避问题（Franiuk et al.，2002），他们更愿意结束不幸福的亲密关系，而不会努力去修复亲密关系（Knee et al.，2003）。”
“如果夫妻发生争吵或者伴侣偶尔犯错，持有成长信念的人更忠于自己的亲密关系，更乐观地相信任何伤害都能得到平复（Knee et al.，2004）。持有成长信念的人还能心平气和地讨论爱人的缺点；相形之下，持有宿命信念的人一谈到伴侣的缺陷就充满敌意（Knee et al.，2001）。”
“积极的期望对人际交往有所裨益，而消极的预期则相反。”
“这么多影响因素都在起作用，使得我们对伴侣的认知既可能变成毫无根据的凭空幻想，又有可能成为丝毫不差的正确评判。随着亲密关系的发展，我们当然能更好地认识和了解自己的伴侣，但人们对伴侣认知的动机和关注程度瞬息万变，而有些人可能比一般人更容易让人了解。有些人的知觉判断还比普通人更敏锐。此外，即使你非常了解自己的伴侣，有些场合故作糊涂反而更有益，能够使你避免不必要的怀疑和苦恼。伴侣之间还会彼此影响，故而知觉随着时间的流逝既可能变得更准确，也可能更不准确。总的来说，我们通常不如自己所认为的那样能很好地了解自己的伴侣。
我们得出的重要结论就是：人们对伴侣的认知显然有着深远的影响。不管是对是错，我们对爱人和好友做出的评判，既可能促进也可能损害我们对亲密关系的满足。有些人总能看到亲密关系光明的一面，将伴侣往好处想，采用改善关系的归因，期待得到善意和慷慨的回应——这就是他们所得到的。然而另一些人却怀疑自己的伴侣，预期着最糟糕的情况——因而使得亲密关系更可能失败。”
“自彼此相遇的一瞬间起人们就开始做出判断。这里的“瞬间”指1/25秒，这就是辨认陌生人的面部表情是否愤怒所花的时间，只要39毫秒[1]（Bar et al.，2006）。在约十分之一秒的更加耐心的考虑后，人们就能判断出陌生人的长相是否有吸引力、有多么可爱、是否值得信赖，这一判断的准确性和仔细审视该陌生人的面孔一分钟后得出的完全一样（Willis & Todorov，2006）。而只要观察该陌生人和异性5秒钟的聊天场面，人们就能确定他/她的外向程度、良知水平和智力高低（Carney et al.，2007）。人们妄下结论的速度太快，太快了。”
“的确，对恋人和朋友现有的看法毫无疑问比当初结识时的第一印象强大得多。对亲密伴侣的了解使人们掌握了大量的信息，但（因为这些信息对于我们相当重要）人们或许会发现很难看清楚自己的伴侣，所谓当局者迷。比如，要预测你的恋爱前景，你与父母比谁更准确？如果让大学生本人、室友和父母来预测该学生恋爱关系的将来发展，很显然，父母和室友做出的预测都要比大学生本人更准确（MacDonald & Ross，1999）。你或许认为人们能对自己的亲密关系做出最好的判断，但当事人只关注自己亲密关系的优点而忽略了缺点；因而，他们就会自信而乐观地预测自己的亲密关系会比实际情况持续更久。父母和室友则相对冷静而公正，虽然对预测不是很有信心，但对亲密关系未来的预测却更为准确。实际上，对异性恋爱关系预测最准确的往往是女当事人的朋友（Loving，2006）。如果她的朋友赞成这段恋情，就很有可能持续，但如果他们认为这段恋情注定要失败，就可能真的告吹（Etcheverry & Agnew，2004）。
“尽管如此，人际关系的归因研究发现三个普遍存在的现象。首先，尽管伴侣之间有着深入的了解，仍然会受到行动者/观察者效应（actor/observer effect）的强烈影响。”
“如果伴侣有意识地去努力了解对方的观点，行动者/观察者效应就会减少（Arriaga & Rusbult，1998），但很少会完全消失（Malle，2006）。最保险的策略是在心中这样假定：即便是你最亲密的伴侣也很少能真正理解你所有行为的原因。”
“其次，尽管伴侣彼此之间有真爱，也可能表现出自我服务偏差（self-serving bias），欣然地把成功归功于自己，而极力推脱自己在失败中的罪责。事情顺心时人们很容易认识到自己所起的作用，而情况变糟时则喜欢寻找外部理由。因而，虽然伴侣们不会告诉对方这一点（Miller & Schlenker，1985），但是当双方如胶似漆时，则常常认为自己居功至伟；当双方反目成仇时，则认为自己仍无可厚非（Thompson & Kelley，1981）。这一现象有意思的地方是，人们都能估计到他人存在自我服务偏差，而看不到自己也存在（Kruger & Gilovich，1999）。大多数人都能轻易地认识到别人对功劳过分的自居，对失败苍白的托词；但却认为自己类似的自我服务偏差明智而准确（Pronin et al.，2002）。这部分地是因为即使在自己的善良意图没有实现的情况下，人们仍能清醒地意识到它，并给予充分的肯定；而判断别人则仅仅依据他们的行为，完全无视他们行动的意图（Kruger & Gilovich，2004）。”
“伴侣们各自不同的视角使得自己能更好地开脱罪责，而不会同样地原谅朋友或爱人所犯的错误。他们还倾向于认为争执和冲突是对方首先挑起的。大多数人觉得自己很好相处，但对方有时难以忍受。这种知觉无疑影响深远。”
“这种自我打击式的归因模式发生的原因何在？依恋类型有其影响作用。安全依恋型的人倾向于宽容地采用改善关系的归因，而不安全型的人则更为悲观（Pearce & Halford，2008）。高神经质的人也比其他人更可能做出维持苦恼的归因。不过，各种不同的沮丧事件都会使人逐渐消极悲观地来看待问题（Karney & Bradbury，2000）。有一点是清楚的：不良的归因方式会引起更多的纠纷，降低解决问题的效率，从而导致了那些本可避免的失落和不满（Sillars et al.，2010）。人们能随意选择各种不同的观点来解释伴侣的行为，既可能让亲密关系变得惹人喜欢、宽容大度，也可能使亲密关系变得痛苦悲观、每况愈下——幸福的亲密关系最终取决于这两种归因方式的选择。”
“这些知觉不仅影响到对所获信息的解释，也指导着对他人的反应。我们常从别人身上验证了我们的期望，而这些期望中的行为如果没有我们的推动就不会发生——但我们很少意识到正是我们的期望造就了他们的现实。”
“对他人的期望能引导我们对他人做出的行为反应，所以期望具有促动作用。”
“总之，对伴侣的知觉、做出的归因、带入新的人际关系的信念和期望等因素，对随后的人际事件或许有着重要的影响。人们彼此做出的评价也有影响（Holmes，2002）。同悲观主义者相比，期望他人值得信赖、慷慨大方、充满关爱的人会发现对方对自己的确很好。”
“高自尊的人对自己友好的搭讪常常信心十足，预期他人会热情地回应。而低自尊的人则不太确定自己是否讨人喜欢（Baldwin & Keelan，1999）。因而，怀疑自己的人往往也会怀疑自己的亲密伴侣，其亲密关系一般不如高自尊的人安全（Mikulincer & Shaver，2007）。”
“我们对在亲密伴侣面前所呈现形象的关注程度，反不如面对陌生人时更在意，这可能有很多原因（Leary & Miller，2000）。”
“在已经了解并喜爱我们的人身边，我们可以放松，无拘无束。但这也意味着人们对亲密伴侣常比对普通人更为坦荡不羁（Miller，1997b）。”
“在亲密关系中，伴侣仍持续不断地进行交往，根据自己的期望来行动，并根据自己构建的知觉做出相应的回应。如果他们认为伴侣不是自己所期望的那种人，他们会鼓励伴侣做出某些行为，避免另一些行为，从而改变伴侣。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们有时就像雕塑家，试图把现实中的伴侣塑造成心中理想的形象（Rusbult et al.，2009）。如果伴侣萎靡不振，我们会努力给他加油鼓劲。而如果伴侣狂妄自大，我们则会努力让他脚踏实地（De La Ronde & Swann，1998）。因为亲密伴侣会持续不断地改变和塑造彼此的行为举止，当我们将伴侣引导成为我们所希望的人时，起初不准确的认知会变得越来越正确。”
“我们常常认定自己发出的信息会产生我们所期望的作用，但我们却很少真正能确知它的效果。我们常常认识不到（Keysar & Henly，2002），传递者的意图和对接受者产生的影响并不相同，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人际隔阂（interpersonal gap）。事实上，人际隔阂更可能出现在亲密关系之中，而非陌生人之间（Savitsky et al.，2011）。”
“女人的直觉”这一传统的刻板印象实际上是有事实根据的；女性比男性会更细心地运用微妙却真实的非言语线索来辨明实际情况。”
“考虑到非言语沟通不良的不利影响，男性的不良表现就是烦人之事。这里有个小点子：请看别人的眼睛。女性比男性花更多时间看别人的眼睛，这似乎是她们能更准确地解读他人表情的一个原因（Hall et al.，2010）。”
“令人欣慰的是，如果男女两性都仔细看、耐心听、用心思索，他们在非言语沟通上都能做得更好，并且我们通常能更娴熟地解读亲密伴侣的非言语线索，而不是熟人或陌生人的非言语线索（Zhang & Parmley，2011）。令人不安的是，如果伴侣一方对非言语行为漫不经心，就可能比那些更专注的配偶产生更多误解，幸福感和满意度都更低（Noller，2006）。”
“向他人透露个人信息的过程就是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它是亲密程度的指标之一：如果两个人彼此之间不共同拥有一些相对秘密的私人信息，他们的关系就称不上亲密（Laurenceau et al.，2004）。”
2023年7月18日
充满深情的沟通不仅能让你的伴侣得到肯定与愉悦；显然还对你有益。
“的确，男性对女性伙伴进行的亲密自我表露一般多于对同性伙伴（如最要好的朋友）的表露——结果是有女人参与的人际交往通常比只有男性参与的交往更加亲密、更有意义（Reis，1998）。男性对女性较为开放，女性彼此之间也较为开放，但男性不怎么对其他男性进行自我表露。”
首先，不幸福的伴侣在表述意图上表现得很糟糕（Gottman，1994b）。如果他们抱怨某事，很少能准确到位；相反，他们倾向于数怨并诉（kitchen-sinking），即同时谈及几个问题（以至于谈到许多问题反而忘记了刚刚抱怨过的事情）。这通常使他们最为关注的事情掩埋在同时责难的许多沮丧事件之中。
“其次，不幸福的伴侣在彼此倾听方面也表现得很糟糕。他们很少有耐心仔细思索伴侣所说的话，反而仓促地得出结论（常常假设最糟糕的情形），并根据自己揣测的伴侣意图突然改变做法。其表现之一就是读心术（mindreading），即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无需询问就能理解伴侣的思想、情感和观点。”
“那些批评伴侣人格和品德的抱怨会贬低伴侣，往往是小题大做，把小问题看成严重、不容易解决的难题。（想想我们对伴侣的那些苛刻的抱怨，无怪乎他们有时会采取防卫行为。）尽可能清楚明白、详细具体地指出惹怒我们的特定行为，伴侣间的沟通就会变得更为明智、准确。这种方法就是行为描述（behavior description），这样不仅能告诉伴侣自己的想法，还能把谈话重点集中在可处理的、单独的某个行为上，而行为比人格更容易改变。正确的行为描述专指某一特定事件，不会涉及普遍性；因而，在沟通中指出问题时不应该使用总是或从不这样的词语。“你总是打断我！从不让我把话说完！”，这样的表达并非正确的行为描述。”
我们还应该使用第一人称陈述（I-statements）来明确说明自己的感受。第一人称陈述的句子以“我”打头，然后描述清楚明白的情感反应。这种句式能驱使我们辨识自己的情感，这对伴侣双方都有好处，也有助于我们“拥有”并承认自己的情感，而不是把关注全部放在伴侣身上。因而我们应该说“我现在感到非常生气”，而不要说“你真惹怒我了”。 把行为描述和第一人称陈述结合起来的简单方法是把它们整合成XYZ陈述（XYZ statement），从而更清楚而准确地进行沟通。XYZ陈述格式如下，“当你在Y情境下做X的时候” （标准的行为描述），“我感到Z”（第一人称陈述）。下一次听听你自己对伴侣的抱怨，你是在说：“你怎么这么不为我着想！从来不让我把话说完！”
抑或，力求简明而准确地说出自己的意图： “你刚刚打断我讲话的时候，我感到很生气。” 两者的效果差别很大。其中一个陈述有可能得到伴侣体贴的、表达歉意的回应，但另一个则可能适得其反。
在沟通中当我们接受到他人的信息时，有两个重要的任务要完成。第一是要准确地理解对方话语所表达的意思，第二是要向对方传达关注和理解，让他知道我们对他的话是在意的。这两个任务都可以通过复述（paraphrasing）接受到的信息而完成，即用自己的话重复对方的意思，让信息的传递者有机会肯定那就是他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人们在谈话中用到复述时，并不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理解了对方的话，并马上给予答复。相反，他们会复述对方的话并向对方重复地说出，从而花些时间来检查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确。这看起来会使沟通不太流畅，但它确实是避免争吵和冲突的非常好的方法，不这样做就容易引起误解和错误。无论谈话在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过激，复述都可以使之免于失控。
另一个有价值的倾听技巧是知觉检验（perception checking），它与读心术恰恰相反。在进行知觉检验时，人们要求伴侣阐述自己说过的话，澄清某些说辞，从而能评价自己对伴侣的感受所做的推断是否准确。这表达了自己的专注和兴趣，也鼓励了伴侣更加开放：“你好像对我说的话感到很不安，对吗？” 人们在谈话中能够复述和检验自己的知觉，积极主动地努力理解自己的伴侣，这种关心和体贴往往能得到伴侣极大的赏识。根据人际亲密过程模型，这些人具有应答性，这非常有益于人际关系。这种积极倾听有助于缓解任何人际关系都不可避免的困境。的确，比起那些仅仅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理解伴侣话语的人，能经常运用这类沟通技巧的伴侣一般有着更幸福的婚姻（Markman et al.，1994）。
如果把愤怒诠释为只是思考问题的另一种方式，你的沟通会更好。如果认为他人强词夺理、有失公允而造成本可避免的悲痛和不幸，这种认知就会引起愤怒反应。换一种观点来看问题，愤怒就能减轻甚至完全可以避免（Tice & Baumeister，1993）。更有适应价值的想法是，“哈，挚爱我的人持反对意见。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而不应该这样想“她/他没有权利这样子数落我！” 当然，人在被激怒的时候很难保持平静，镇定地思考。所以只要有可能就应该事先允诺与伴侣彼此以礼相待，这也是（试着）减少使人愤怒的事件的好方法（Gottman，1994b）。你或许愿意和伴侣定期地会谈，双方（礼貌地）表达各自的不满；如果你知道伴侣会设法解决你提出的问题，你在这周的其他时间里就都能轻松愉快地和伴侣相处（Markman et al.，1994）。在任何情况下，双方都不应该彼此来回反复地侮辱和讥讽。如果你发现自己处在这样一种消极情感相互作用的状况，可以暂停一下以打断这种恶性循环。要求休息片刻——“亲爱的，我太生气了，想不清楚。给我10分钟让我冷静一下”——等你不再那么激动的时候，再回来讨论刚才的问题（Markman et al.，1994）。独自一人待着，每分钟最多做6个深长的呼吸，你就能更快地平静下来（Tavris，1989）。
良好的沟通包括很多构成要素：有意识地努力传递清晰、直接的信息，认真倾听，即使出现争执仍保持礼貌和克制等等。但最关键的要素却是明确地表现我们对伴侣观点的关心和尊重。我们也期望能从亲密伴侣那里得到这样的关心和尊重。如果认为伴侣不尊重自己，就会滋生苦恼和憎恨。所以，对伴侣的确认（validation），即承认他们观点的合理性，表达对他们立场的尊重，一直是亲密交往中值得拥有的目标。 确认并不需要你一定与伴侣观点一致。即使与伴侣的观点相左，你也能对其观点表示适当的尊重和认可。
相互依赖理论假定每个人都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比较水平（comparison level，CL），即我们认为自己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应当得到的结果值。CL建立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之上。
如果其他的亲密关系有希望得到比目前的关系更好的收益，即使我们对现状还满意，也有可能离开现在的伴侣去追求更大的收益。
不管我们满意与否，如果我们认为现有的亲密关系是我们目前能得到的最好的关系，我们就会依赖现在的伴侣，而不会轻言离开（Ellis et al.，2002）。而且，我们当前亲密关系的结果和更糟的替代选择差距越大，依赖程度就越深。如果当前的结果仅比替代选择好一点点，我们就不会非常需要伴侣，如果替代选择不断改善，我们就会离开自己的伴侣。
总而言之，社会交换的三个重要因素是人们关系的结果、比较水平（CL）和替代的比较水平（CLalt ）。人们在交往中得到的净盈亏就是他们关系的结果。如果他们的结果超过期望，或者CL，他们就感到满意；然而如果现有的亲密关系结果不如他们的期望（即结果低于CL），他们就不满意。此外，如果人们当前的结果好于从别处能得到的结果（即他们的结果超过他们的CLalt ），他们就依赖于现在的伴侣，不太可能离开。然而，如果他们从现在的伴侣处得到的结果比他们从别处能获得的结果更差（他们的结果降到CLalt 以下），他们就会倾向独立，很可能离开当前的伴侣。
伴侣们彼此对提供给对方奖赏的含义及价值的理解存在分歧（见专栏6.2）。伴侣彼此为对方所做的一些意图良好的事情，而在对方的眼里好像并没什么特别体贴或充满深情之处。此外，情侣们只不过注意不到他们的爱人表达爱心和温情的行为。一项研究连续四周追踪测量了伴侣们的知觉，发现两性对其伴侣所说的正面行为的注意还不到四分之一（Gable et al.，2003）。疏离性或恐惧型依恋的丈夫和妻子尤其可能觉察不到伴侣为他们做的积极、关爱的事情（Carmichael et al.，2003）。（这暗示着一种非常有趣的可能性，这类人为什么在相互依赖的亲密中感到不舒适，原因之一是他们没有完全意识到亲密感是多么令人愉悦！）
满意的夫妻往往具有低神经症和高自尊的特征；即使讨论棘手的难题也带着关爱和幽默，不会滋生愤怒；他们遭遇的应激源（如经济困难和健康问题）也相对较少（Anderson et al.，2010；Lavner & Bradbury，2010）。久而久之，他们交往的结果毫无疑问更为积极，相形之下，另一些夫妻则更为烦躁、粗暴、不安全，麻烦不断，不堪重负，相互依赖理论认为这就是前者婚姻更为满意的原因所在。 研究还发现幸福的配偶会控制其期望，故而他们的CL不会太高。请记住如果你求全责备，期望过高，就很难得到满足。果不其然，一般而言，婚姻开始时夫妻抱有极高的期望，梦想婚姻生活有多么特殊和美妙，在结婚数年之后将变成最不幸福的夫妻。研究者追踪了82对新婚夫妻4年（McNulty & Karney，2004），结果发现最幸福的夫妻是那些一开始就对婚姻生活有着最现实看法的人。相形之下，那些持有不现实的积极期望的夫妻一旦蜜月期结束，往往会非常失望。（事实上，该追踪研究中仅在4年之后离婚的人就超过五分之一。） 的确，对亲密关系之未来保守而慎重的期望远比浪漫的理想主义更明智和理性，理由如下。首先，我们都知道怎样才能显得谦恭有礼和体贴入微，如果我们愿意就能做到（Vincent et al.，1975），但这样做需要花心思。比如一旦求爱成功、拥有了伴侣，人们或许不再会去努力一直保持风度翩翩。在盲约中从不大声放屁的人，可能会在成为夫妻后就随意地在餐桌旁放响屁，并且会说“对不起，我控制不了”，以此开脱自己的失礼。问题在于，如果他们愿意，就能控制好自己——他们只是怕麻烦不想费力那样做（Miller，2001）。 其次，相互依赖会放大冲突和摩擦。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与亲密伴侣共处，依赖对方以得到独特的、宝贵的奖赏，这就意味着他们肯定会比其他任何人带给我们更多的挫折感——即使是出于无心的。比如我们更多地受到亲密伴侣的情绪（Caughlin et al.，2000）或工作压力（Lavee & Ben-Ari，2007）的影响，而来自其他人的类似困难则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频繁的交往也意味着琐碎的烦恼由于不断重复，可能会渐渐引起真正的痛苦，正如夜晚你努力入睡时，慢慢漏水的水龙头发出的轻微滴答声会使你无比恼怒（Cunningham et al.，2005）。 第三，亲密意味着伴侣了解你的秘密、缺点和劣势。如果发生冲突，这些就是伴侣用来嘲笑和伤害我们的武器。但是，即使他们并非有意要伤害我们，由于了解敏感信息他们实际上时常会意外地泄露一些秘密（Petronio，2010），伤害我们的感情（Kowalski，2003），或者让我们难堪（Miller，1996）。伴侣比其他人更可能不经意地伤害我们。 第四，即使人们在结婚之前通常了解他们的大多数矛盾和存在的问题，但婚后仍有意料不到的麻烦。这些麻烦通常有两种。第一种意外是，了解了那些我们自以为已知事情的真相。在第3章提到的“致命的吸引”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结婚之初你知道甚至乐见自己的爱人爱好玩乐、天真率直，但在婚后数年当你要疲于应付抵押贷款、养育孩子时，爱人同样的行为就显得不负责任、轻浮多变和不可信赖，你是不会欣赏的。说到孩子，就要谈到第二种不受欢迎的意外，即获悉了那些你根本不知道的令人讨厌的事情。为人父母这一事实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如果你还没有孩子，你或许想当然地认为做父母很有趣，自己的孩子一定会很可爱，养育孩子会让你和伴侣更加亲近。然而现实（如果你有孩子你会知道的）却是，“孩子出生后，婚姻关系将明确无误地走向黯淡”（ Stafford & Dainton，1994，p.270）。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为人父母是非同一般的、而且常常是奇迹般的探险历程，它毫无疑问严峻地考验着年轻父母之间的伴侣关系。养育孩子是件无休止的工作，大多数父母会发现，一起快乐相处的时间急剧而意外地减少了（Claxton & Perry-Jenkins，2008）。当孩子出生，冲突会增多，对婚姻的满意度（以及对伴侣的爱）会减少（Doss et al.，2009）,这在全世界都普遍（Wendorf et al.，2011）。如果年轻的父母没有预料到这些困难，将来肯定会大吃一惊。 最后，所有这些意味着亲密关系与我们想象中的快乐无忧、亲密无间的田园似的婚姻生活相去甚远。我们的期望和所得之间的差距会让我们感觉受骗和失望，当然有时并不一定会这样（Amato et al.，2007）。在某种意义上，美满的亲密关系仍然需要努力奋斗和无私奉献，人们如果对亲密关系抱持一种不切实际、美化夸大的期望，即使做得比其他人都好，其亲密关系也只能以失望告终。 所以，由于（1）缺少努力（lack of effort）；（2）相互依赖的放大镜作用（interdependency is a magnifying glass）；（3）对敏感信息武器的了解（access to weaponry）；（4）不受欢迎的意外（unwelcome surprises）和（5）不现实的期望（unrealistic expectations），人们通常不能维持步入婚姻时的那种亲密关系结果（Miller，1997b），在婚姻的头几年里大多数配偶的满意度的确在下降。这些都是亲密关系正常的发展过程，如果你认为自己不会碰到这些问题，那就太天真了。在婚姻道路上的烦恼和麻烦远比你想象到的要多。 这样看起来婚姻的前景很黯淡，但未必注定如此。的确，我一点也不希望这里的分析让人悲观失落！相反，我们认为对这些问题的深刻理解，有助于人们避免不必要的失望，甚至有助于预防和避免亲密关系结果的下降，否则真的会出现我们所担忧的情况。如果这里给出的告诫能让你形成合理的期望，你对自己的亲密关系的期望就应该是乐观的；建立在敏锐见识基础上的正面展望可能使长久的满意感更易得到，而不是更易失去（Churchill & Davis，2010）。 重要的是，如果不考虑其他方面，这一观点提醒了我们始终不渝的责任，要尽可能和蔼愉悦地对待自己所珍视的伴侣。我们期待美满的关系结果，伴侣也一样，即使他们喜欢我们，如果我们不能给予他们足够的奖赏，他们也会移情别恋。这一观点有着深远的影响意义，可以引申出我们尚未提及的社会交换理论的一些微妙玄奥的见解。
相互依赖理论认为，在追求美满的关系结果时，个体应经常对自己所依赖的人宽容大度，因为这样做合乎情理（而且很有价值）。如果伴侣双方都想亲密关系持续，双方都应该深思熟虑地保护和维持对方的幸福。如果人们需要彼此，宽容大度地对待对方是非常有益的，能增加伴侣的利益，从而使他/她留在自己身边。所以即使人性本贪，在相互依赖的亲密关系中也可能存在充满温情的周到体贴和宽宏大量。
寻求共有关系的人不会严格计算自己付出的代价，他们不会热切地希望自己的付出能立刻得到报答；即使没有机会得到好处，也会密切关注伴侣的需要；如果能帮到伴侣则自我感觉非常好。在共有的亲密关系中，人们常会为伴侣做出一些小牺牲，彼此帮对方的大忙，结果是他们享受到更高质量的亲密关系（Clark & Grote，1998）。的确，人们喜欢这种关系的婚姻，伴侣彼此对对方表现的关注和慷慨越多，就越幸福（Clark et al.，2010），有价值的恋爱关系通常都是共有的亲密关系，但共有和交换这两个标准同样适用于友谊，朋友关系也有这两种类型（Clark & Mills，1993）。
在家务劳动的分配和照料小孩这两个敏感问题上，保证公平是明智之举。如果这些杂务由双方平均分担，夫妻们往往都会对婚姻感到满意：“当平均分担了家务的重担，夫妻一方都可能会欣赏另一方的贡献，并且会有更多休闲时间来进行共同活动”（ Amato et al.，2007，p.166）。相形之下，如果伴侣一方承担大部分家务，“糟糕的情感就会肆虐，并影响到婚姻的质量” （ Amato et al.，2007，p.166）。不幸的是，已婚女性在这些家务的分配上很难得到公平对待（Feeney & Noller，2002）；即使她们在家庭之外和丈夫有着相似的工作职责，职业女性往往承担着两倍于丈夫的家庭杂务（Davis et al.，2007）。同居的情侣、男同和女同通常在这些杂务的分担上更为公平（Coltrane & Shih，2010），所以婚姻在某种程度上导致男人更少做家务。然而无论何时，这种不公平都会给亲密关系造成相当大的压力（Claffey & Mickelson，2009）。的确，婚姻专家对当代夫妻的告诫一般是，“男人要多做家务、照料小孩、维系爱情，这样才能拥有幸福快乐的妻子”（ Gottman & Carrère，1994，p.225）。在这些方面的公平比夫妻交往其他方面的公平更有影响。
爱情的第一个成分是亲密（intimacy），包括热情、理解、沟通、支持和分享等爱情关系中常见的特征。第二个成分是激情（passion），其主要特征为性的唤醒和欲望。激情常以性渴望的形式出现，但任何能使伴侣感到满足的强烈情感需要都可以归入此类。爱情的最后一个成分是承诺（commitment），指投身于爱情和努力维护爱情的决心。承诺在本质上主要是认知性的，而亲密是情感性的，激情则是一种动机或者驱力。恋爱关系的“火热”来自激情，温情来自亲密；相形之下，承诺反映的则是完全与情感或性情无关的决策。
研究者把这种新奇对性唤醒的影响称为柯立芝效应（Coolidge effect），它的名称来自一个或许是杜撰的老故事。据说，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有次偕夫人参观一个养鸡场，柯立芝太太注意到一只公鸡接二连三地趴在母鸡身上。夫人甚为这只公鸡的勇猛折服，她让导游把这只公鸡指给总统看。据说，柯立芝听到这只公鸡持久的性能力之后，想了片刻然后说道，“请转告夫人那可不止是一只母鸡”（ Walster & Walster，1978）。 新奇对人有相似的作用吗？或许有。浪漫的夫妻一起参加新奇、兴奋的活动会让他们彼此更加相爱（Strong & Aron，2006）。并且有学者认为浪漫的激情和爱情关系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关联（Baumeister & Bratslavsky，1999）。当我们刚坠入爱河时，我们的自我在扩展，事物都是新鲜的，亲密感在不断增加，激情就可能非常高亢。然而，一旦确立了婚姻关系，新奇感消失，激情逐渐消退；婚姻关系持续越久，激情就变得越少（Ahmetoglu et al.，2010）。
随着我们变老，激情会消退，但亲密和承诺都会增强（Ahmetoglu et al.，2010）。因此，相伴之爱比浪漫之爱更为稳定（Sprecher & Regan，1998）。如前所述，能长期维持幸福婚姻的人通常会向配偶表达出许多相伴之爱（Lauer & Lauer，1985）。这样的人也常常活得很快乐：虽然相伴之爱不依赖于激情，身处相伴之爱的人仍会感到非常满足（Hecht et al.，1994）。并且因为亲密和激情存在相关（Whitley，1993），夫妻成为好朋友也有助于维持激情。 所以，你只要投身于同时是好友的爱人。你还可以有目的、创造性地防止可能损害满足感的任何厌倦情绪。当爱情关系变得重复、单调和沉闷时就会止步不前，如第6章所揭示的，并非一出现坏事情就会发生厌倦，而是婚姻生活变得没有情趣、难以让人兴奋或者没有挑战性时才会滋生厌倦（Harasymchuk & Fehr，2011）。厌倦是爱恋和满意的对立面，所以厌倦的出现是非常糟糕的信号（Tsapelas et al.，2009）。如果不再有新奇，就去创造更多的新奇。不要停止寻找新颖、吸引人的共同娱乐的好方法。 这就是你的爱情策略。享受激情，但不要把它作为维持爱情关系的基础。培养与爱人之间的友谊。努力保持新鲜感；把握住每一个与配偶共同进行新奇探索的机会（Strong & Aron，2006）。如果对爱人急迫的欲望渐渐演变为平静而深厚的情感，不要觉得奇怪或失望。这种幸福的结果可能会让你成为幸运的爱人。
2023年7月19日
谈到随意性行为时，女性往往后悔自己的行为，而男性则后悔自己没有行动（Galperin et al.，2011）。
亲密关系中性行为最重要的特点是：性生活为伴侣双方所期待，并且双方都能得到满足。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人的性生活通常不太令人满意，因为他们的性行为无法满足这些需要。具体来说，那些支持传统性别角色的人往往想当然地认为，在性生活中男性应该居于主导地位，而合乎体统、女人味十足的女性应该对她们的男人温和恭顺、俯首帖耳；男方采取各种主动措施，女方则按他的要求来行事（Sanchez et al.，2006）。问题是这些期望把女性置于被动的地位，这会损害她们在性生活的自主性；她们很少能选择性事日程，很少能占据性事的主导权，因此她们在性事上常常不能得偿所愿。剥夺女性的主动权和控制权会削弱她们的性欲望，降低她们的性唤醒，使她们更难获得性高潮，所以她们对性生活没有多大的兴趣（Kiefer & Sanchez，2007）。从男性的角度来说，总是处在控制地位也令某些男人不悦。许多男性希望他们自己是其伴侣渴望的有吸引力的目标，期盼他们的爱人能不时地居于主导地位；当女性能发起性行为并且自信地表现自我而非消极被动时，他们也会感到很兴奋（Dworkin & O’Sullivan，2005）。因此，传统性别角色的规定看来同时剥夺了男女双方的某些性自由和性放任，致使他们的性互动达不到原本可能的满足程度；彼此允许更多自主权和选择权的夫妻能享受到更为满足的性生活（Sanchez et al.，2005）
普遍存在的性胁迫会带来破坏性的结果，不论其以何种形式出现。该怎样行动来减少性胁迫的发生呢？我们有几个建议。首先，请当心那些把性行为看成角逐某种利益的恋爱对象。他们在内心里不可能把你的利益放在首位。其次，请远离麻醉类物品；不论是酒精还是毒品都可能会使人举止不端，的确大多数性胁迫都会涉及酒精和毒品（Hoyt & Yeater，2011）。第三，下决心坚定地反抗任何性侵犯的苗头。如果情况恶化，能够预先就断然拒绝不正当性行为的女性，不太可能被动地屈从于男性的侵犯（Gidycz et al.，2008）。第四，在你开始亲密交往前，直接、坦率地和伴侣说清楚性界限，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危险。（至少，告诉你的伴侣，“如果我说‘不可以’，真的是拒绝你，不是欲迎还拒。”）沟通不良和误解经常会引起性胁迫，如果提前表明行为的底线，错与对的界限就非常清楚（Winslett & Gross，2008）。最后，把爱人视为和你平等的伴侣，他/她的喜好和快乐和你的一样重要。这种尊重和体贴是和性胁迫不相容的，如果你和爱人都这样想，你们更可能体验到更满足的性生活（Rudman & Phelan，2007）。
查德和珍妮弗相爱了。查德对珍妮弗有着强烈的性欲望，并且一直很享受和她的性生活，但他仍然感到一些缺憾。珍妮弗通常也喜欢性生活，看起来也很享受，但她很少积极主动，一般都是查德一个人在忙活。珍妮弗往往只是平躺在床上，查德希望她更主动点，不时地能带带头。他期望珍妮弗在床上能多点花样，偶尔也能爱抚他全身。不过，他并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珍妮弗。他们的性生活还算不错，但算不上美满，查德担心任何的抱怨只会使事情更糟糕，而不会有利于他们性生活的改善。 你认为查德和珍妮弗的未来会怎样？为什么？
心理上的伤口会带来切实的苦恼。感情创伤最主要的特征是受伤感——感到关系的准则被打破，自己饱受打击伤害，如同斧钺加身——使得感情创伤成为一种独特的情绪体验（Feeney，2005）。
不管怎样，在当前亲密关系中既感到能力不足，又依赖于亲密关系的人会面临这样一种险恶处境：他们需要自己的伴侣，却又担心自己不够优秀而无法留住伴侣。这就难怪他们会对真实或臆想的情敌信号产生强烈的反应。
男性一想到伴侣在性事上的不贞就会激起最强烈的嫉妒，而女性对伴侣感情上的不贞反应更强烈，伴侣感情上的不贞是指女性认为伴侣可能爱上了其他女人。当然两种不贞都会激起两性的嫉妒，只不过具有不同的演化学意义。对男性而言，伴侣爱上其他人对其成功繁殖的威胁并不大，性行为才更重要；如果伴侣爱上另一个男人，他的孩子仍能茁壮成长，但他肯定不愿意抚养其他男人的孩子。对女性而言，伴侣与其他人发生性关系并不是最可怕的，爱恋上别人才更危险；只要男方能继续供给必需的资源，即使他让其他女人怀孕，她的孩子仍能茁壮成长——但如果男方爱上其他女人，彻底地离开自己，那她孩子的前景就堪忧了。
假设在过去、当前或将来你拥有一段严肃认真的恋爱关系。请你想象一下你深深眷恋的伴侣对别人产生了兴趣。以下哪种情形最令你苦恼或者不安（只能选择一项）： （1） 想象伴侣正在与别人建立深厚的感情依恋。 （2） 想象伴侣正在与别人享受充满激情的性爱。 你会选择哪一项？大多数男性（60%）认为第2项性行为最让他们不安，但只有17%的女性选择第2项；相反，绝大部分女性（83%）认为伴侣与情敌情感上的依恋更令人苦恼。并且，跟踪研究表明男女两性对这两个选项所产生的生理反应存在差异（Buss et al.，1992）。当男性想象伴侣的性事不贞而非感情不贞时，他们的自主神经活动会增强，表明情绪处在唤醒状态。而女性恰恰相反，当她们想象伴侣的感情不贞而非性事不贞时，有较强的情绪唤醒。
类似男女之间互相觉得精神出轨还是肉体出轨更不能接受，男生会说肉体出轨，女生会说精神出轨，感觉像是一个道理。
而且，男性和女性对这两类威胁的敏感程度并不一样。当存在可能的不贞时，男性相比女性更迅速地想到正在发生的性事不贞，而女性相比男性更快速地判断正在发生的感情不贞（Schutzwohl，2005）。心怀猜忌之后，男性更沉溺于其伴侣性事不贞的威胁，而女性则更忧心其伴侣的感情不贞（Schutzwohl，2006）。如果他们质问伴侣，男性比女性更可能探查不正当关系的性本质，而女性比男性更可能探查询问其感情本质（Kuhle et al.，2009）。如果发现猜忌没有事实根据，获悉没有发生性事不贞更让男性感到宽慰，而发现伴侣并没有爱上情敌更让女性感到宽慰（Schutzwohl，2008a）。
2023年7月22日
总之，这四个辩证法式的矛盾——自主性对联系性、开放对封闭、稳定对变化和聚合对分离——能解释已婚夫妻最近发生的三分之一以上的打斗和争吵（Erbert，2000）。更重要的是，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紧张通常会在伴侣整个一生的亲密关系中持续存在（Baxter，2004）。亲密关系中总是存在波动而相悖的动机，它们造成的矛盾永远不会结束。冲突迟早会发生。
冲突起源于不一致，所以恋人相似性越低，他们体验到的冲突就越多，这一点并不奇怪（Surra & Longstreth，1990）。人们结婚后这一模式还会继续；有着类似品味和期望的夫妻比起那些共同点很少的夫妻遭遇到的冲突更少，婚姻生活也更幸福（Huston & Houts，1998）。的确，那些坚持认为“相异相吸”的人可能会得到一些重大教训，只要他们与差异显著的人生活在一起。相异只会增加摩擦，而不会让关系一帆风顺。
为了理解冲突原因的多样性，彼得森（Peterson，2002）把激发冲突的事件分成四个常见类别：批评、无理要求、拒绝和累积的烦恼。批评（criticism）指伴侣认为对方的言语和非言语行动表达出对自己行为、态度或特质的不满（Cupach，2007）。行为人的评论或行为所要表达的内容并不重要，要紧的是目标把这种行动诠释为不公平的吹毛求疵。伴侣一方提出如何使用洗碗机效率更高，这本来是一个温和的建议，但如果伴侣另一方认为这一建议是不必要的批评，就会受到伤害并引起冲突。 无理要求（illegitimate demands）指看来不公平的索取，因为它超过了伴侣们彼此的正常期望。比如，即使你为了完成了一项重大工程疯狂工作，却要求伴侣连续三个晚上做饭和洗碗，这会使伴侣不安。
拒绝（rebuffs）指 “一方请求另一方做出期待的反应，而另一方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行动”（Peterson，2002，p.371）。一方在接受到自己伴侣的性暗示后，在床上翻了下身又睡着了，伴侣就会感到被拒绝。
最后，累积的烦恼（cumulative annoyances）指相对轻微的事件不断重复变得恼人。这类事件常以社会过敏（social allergies）的形式出现：烦人的小事一再发生，人们表现出厌恶和恼怒的过度敏感的反应，这种反应与任何特定的挑衅事件本身相比都显得有点小题大做。女性特别有可能因男性粗鲁的生活习惯而恼怒，比如在餐桌旁打嗝，男性则可能因女性缺乏体贴而发怒，比如约会迟到和购物花费的时间过多（Cunningham et al.，2005）。
演化心理学对亲密关系中的冲突进行了有趣的预测（Buss，2012）。从演化的观点来看，异性关系中的冲突很自然地来自伴侣们生殖利益的差别。可以推测，考虑到男性在婴儿上的养育投入较低，男性比女性更能担负得起随意、不忠诚的性行为的代价；相比之下，女性则应该更慎重，性行为的发生只能用来交换男性有意义的承诺。事实上，男性和女性在爱情关系早期通常遭逢的挫折都体现了这些观点：“女性对那些超过其期望，想更早、更频繁、更持久地发生性关系的人感到愤怒和不安，这种反应远超过男性。男性则对那些延迟其性交或阻碍他们性进展的人感到愤怒和不安，这种反应远超过女性”（Buss，2000，p38）。当人们建立的亲密关系上了正轨，是否发生行为的问题通常很好回答，但性行为的频次问题或许会持续数十年。性驱力的差异会引起大多数夫妻的冲突，这需要协商、平衡和调整，但多数情况下这个问题永远不会得到彻底的解决（Elliott & Umberson，2008）。只要亲密关系持续，伴侣们在性风格和性驱力上的差异就仍是拒绝和冲突的导火线。
任何两个人在互动中都会持有不同的视角，这往往是引起愤怒争执的另一个根源。行动者-观察者效应表明伴侣们对自己行为的解释与任何其他人相比总会有细微的差异，而自我服务偏差使当事人对自己行为做出更好的评价。
具体而言，虽然人们能轻易认识到他人在事件的判断上出现了自我服务偏差的归因，但他们却往往认为自己类似的带偏见的知觉是客观而公正的（Pronin et al.，2002）。因此，伴侣双方的归因方式通常并不一致，这会造成两种不同方式的冲突。首先，如果人们不能认识到他们的伴侣总是有其独特的个人观点，就会产生令人沮丧的误解。第二，如果这些不同的观点显露出来，伴侣们就会卷入归因式冲突（attributional conflict），为彼此解释的孰是孰非而争斗（Orvis et al.，1976）。伴侣们或许在行为的具体内容上容易达成共识，但同时对行为原因的解释可能存在分歧。（“你放在这里就是为了惹怒我！”“不，我不是故意的。我因为要接电话就忘记了。”）归因式的争辩通常很难得到解决，因为有人与我们争执时，我们往往认为他们有偏差，而这更让人生气（Kennedy & Pronin，2008）。而且，对事件的解释并不存在最终客观正确的单一解释。比如自私行事的人常常很难认识到他们自己的贪婪性，他们一般认识不到自己自私的行为方式会反过来引起别人类似的行为。伴侣双方的交往受到如此众多微妙因素的影响，因此有理性的人对事件原因和结果的理解总会出现分歧。
既然这样，冲突出现时，亲密伴侣对他们挫折所做出的解释，就会严重影响到他们的苦恼和愤怒程度。（见专栏11.1“掌控我们的愤怒”。）如果把伴侣的不端行为解释为无心之过，归因于外部和不稳定的原因，伴侣看起来就相对无可指责，强烈的情绪（和报复惩罚）就不合时宜。相反，如果把伴侣的恶劣行为归因于内部和稳定的根源，恶劣行为看来就是故意的，伴侣看来就恶毒、自私、猥亵、愚蠢——这种情境下，个体所遭受的麻烦看来就不公平，愤怒就显得顺理成章（Canary，2003）。所以，幸福的夫妻不太可能像痛苦的夫妻那样认为自己的伴侣自私自利，有着不可告人的行动目的，这并非巧合。善意的归因用有利的眼光来看待伴侣，使得冲突更可能得到解决，这就是这类归因能增进亲密关系持续满意度的一个原因（Fincham et al.，2000）。
只有在伴侣双方都希望避开争端，才能避免冲突，并且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下，争端才会消失的无影无踪：要么激发事件微不足道，不值得积极地争执；要么问题看来很难处理，冲突没有任何好处（Zacchilli et al.，2009）。否则，就要设法解决争端，双方就介入冲突。
一方的暴躁使得伴侣另一方更易动怒，所以他/她快速地反唇相讥；首先动怒的人变得更加生气，被激怒的伴侣一方对话则更加尖刻有害。彼此的言辞越来越强硬，伴侣双方都激起对方愤怒的火焰，随着交往的进行双方变得越来越愤怒和怨恨。
两性在对冲突的其他反应方面差别不大（Gayle et al.，2002），但在要求/退避模式上差异明显：在全世界，多数情况下女性是要求者而男性是退避者（Christensen et al.，2006）。在异性恋和同性恋伴侣中，如果一方想讨论和改变现状，男女两性都可能会退避（Baucom et al.，2010），但女性一般比男性更可能就亲密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发起讨论和畅所欲言（Denton & Burleson，2007），因而她们更多地扮演要求者的角色。
为什么女性要求而男性退避？有着各种可能性。这一模式可能来自区分男性和女性的性认同差异（Afifi & Joseph，2009）。社会鼓励女性公开、有表达能力，而鼓励男性独立、自主，要求/退避模式可能产生于女性寻求亲近而男性却要保护他们的自主。另一种解释是社会结构假设，主张要求/退避模式产生于男性和女性在社会和婚姻等方面权力上的差异（Eldridge & Christensen，2002）。正如我们在第12章将看到的，男性在异性恋关系中一般比女性拥有更多的权力，如果你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你可能就会抵抗改变。
丹·卡纳里在分析冲突的手段时，识别出在协商过程中伴侣能彼此友善相待的各种方法（Canary，2003）。和恶毒言论的表达手段一样，有些善待手段是直接的，公开地处理争端，另一些是间接的，绕开争端但又能平息消极情感。友善的直接手段包括（1）通过接受责任或者做出让步或妥协表明解决问题的意愿；（2）通过复述表明支持对方的观点；（3）用“第一人称陈述”进行自我表露；（4）提供赞许和关爱。间接的手段是友好的、没有讥讽意义的幽默，这些手段能放松心情。戏弄或奚落对方的恶毒性幽默没有益处，但尊敬对方的诙谐及友好的鼓励在亲密冲突中特别受欢迎；它能平息愤怒的情绪（Yuan et al.，2010），当伴侣在谈论冲突时使用友好的幽默，我们会感觉与他们更亲近，对达成的共识也更满意（Campbell et al.，2008）。当然有些问题更容易解决，但在冲突的过程中运用此类友善手段有助于保护和维持亲密关系（Gottman et al.，1998）。
如何成功地与爱恋之人协商，这里有一些有益的建议。首先，保持乐观。要坚信创造性合作，彼此慷慨地关照对方能解决（大部分）问题。积极期望有助于你们达成共识（Liberman et al.，2010），而悲观主义只会让事情更糟（DiPaola et al.，2010）。其次，尊重你自己及伴侣的意见。如果伴侣彼此能站在对方的角度，重视彼此的观点（Rizkalla et al.，2008），另一方得偿所愿时由衷地感到高兴（Gore & Cross，2011），就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总是坚持“我们”一起做事，而不是仅仅命令伴侣行动，如此能把你们两人强化为一个整体而非各自成为孤立的个体；当伴侣总是提及“我们”而不只是他或她时，伴侣对你的意见就会更少抗拒（Mitnick et al.，2009）。最后，在激烈的讨论中偶尔暂停一下，尤其在有人感到厌烦或恼怒的时候（Sanford & Grace，2011）。离开房间几分钟，但继续思考你关注的问题，你回来时就会发现协商变得更加顺利（Harinck et al.，2011）。
当伴侣双方都选择破坏性的冲突反应，亲密关系就很危险（Rusbult et al.，1986），所以在面对爱人暂时的蔑视情况下，能够维持建设性的态度难能可贵，在第6章（第215页）我们把它称为顺应（accommodation）。当伴侣表现出破坏性的行动时，顺应就是抑制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冲动，努力以镇静和忍耐反应。安全依恋型的人比不安全的伴侣更可能做出此类反应（Gaines & Henderson，2002）。在15章我们还会提及顺应；目前我们只要注意，能忍受彼此偶尔的激怒，不做出敌对反应的人，往往比那些不太宽容、总是睚眦必报的人更幸福（Rusbult et al.，1998）。
的确，冲突研究的主流观点认为，对于冲突造成的困境而言，冲突本身就是促进亲密感必不可少的手段。（婚姻专家约翰·戈特曼[Gottman，1994b，p.159]提出忠告，“我所能给予那些想要婚姻成功的男性的最重要建议是不要试图回避冲突。”）冲突能暴露潜在的问题和矛盾，这样才有可能寻求解决方法。如果伴侣关系健康，问题不严重，那么使亲密关系理想化并减少缺点的浪漫错觉有助于我们保持幸福，但一旦亲密关系出现重大缺陷，浪漫错觉就很危险，会妨碍我们洞察事实真相（McNulty，2010）。的确，问题严重时，识别真正存在的问题并表达不满是明智之举（McNulty & Russell，2010）。如果处理得好，冲突能消除困难处境性，以免将来恶化引发更严重的问题。如果你正面冲突，并不能确保你解决困难，马上感到满意（Fincham & Beach，1999）。尽管如此，但如果能娴熟、有技巧地处理冲突——而不是冲突不出现——会使得亲密关系更有可能发展（Fincham，2003）。
当然，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知易行难。我们往往把年少时期在家里习得的教训带到我们成年期的爱情之中（Whitton et al.，2008），人们显然在处理冲突的敏感性和熟练度上存在差别（Smith et al.，2008）。具体来说，见证了父母之间暴力冲突的男孩在成年后处理冲突的能力非常拙劣，比他们的同辈更暴躁和尖刻（Halford et al.，2000）。
然而，那些争斗严重的伴侣有时的确能改弦易辙。一项跟踪研究发现，大多数人在2年的时间跨度里都保持着同样的冲突风格；约一半伴侣的争斗方式具有建设性，采用很多确认方法和正面情感。四分之一伴侣的争斗方式比较拙劣，整整24个月双方都在敌意和刻薄的异议中煎熬。显然，一旦你和伴侣建立了一种处理冲突的风格，它就可能持续下去。不过，约有20%的具有破坏性争斗的年轻父母在研究期间改变了他们的风格，脾气变得不再那么坏，对他们的亲密关系也更为满意（Houts et al.，2008）。
如果你正不悦地与人冲突，你也有可能改变，在这方面我要为你提供一些建议。首先，对大多数人而言，成功的冲突管理包括自我控制。你在保持乐观、避免罪责归因、掌控愤怒上越努力，你就越有可能变得宽容、灵活、有创造力，越有可能达到整合式一致（Canary，2003）。你要成功地做到戈特曼（Gottman，1994b）提出的三个“不要”，也需要自我控制：
● 不要退避。当你的伴侣提出关心的问题或抱怨时，戒心重重地逃避冲突是令人讨厌的，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可以请求对方重新安排更方便的时间来讨论冲突，但你要记得自己有责任履行约定。
● 不要消极。遏制你的讥讽、克制你的轻视、丢弃你的厌恶。粗鲁、暴躁和刻薄的行为对你的亲密关系具有很强的侵蚀作用，因为坏的比好的更有力量。
● 不要陷入负面情感相互作用的怪圈。这一点非常重要。请注意，当你意识到你和伴侣正在你来我往地破口大骂，侮辱和谴责变得越来越强烈时，请停止。休息10分钟，做好准备，平静下来，再返回你的讨论并为上次的过激言辞道歉。
说话者—听话者技术（speaker-listener technique）可以帮助夫妻们针对有争议性的议题进行平静、清楚的沟通，能促使人们使用主动倾听技能，即使存在分歧也能增加伴侣的理解和彼此确认。具体而言，说话者—听话者技术的目的是打断错误知觉的恶性循环，如果伴侣在没有检查自己对另一方意图的理解是否正确的情况下就快速地做出反应，就会非常频繁地造成这一恶性循环。
要使用这一技术，伴侣们可以指定一个小物体作为发言权的标志（见表11.3）。不管是谁得到发言权就是说话者。伴侣们的任务是使用“第一人称陈述”来简明扼要地描述他/她的情感；听话者的任务是不要打断、仔细倾听，然后复述说话者的信息。当说话者对听话者理解自己的情感感到满意时，交换发言权，伴侣们转换角色。这一耐心的模式使伴侣们有机会表露他们关注的问题和对彼此情感的尊重，而不会陷入自我辩解、猜测、打断和防卫的恶性循环（Cornelius & Alessi，2007）。
请不要低估公平争斗和进行“良性”争斗的难度。这需要自律和对自己伴侣真正的关爱。但正面结果通常值得努力。因此，冲突并不是可怕的问题，而是具有挑战性的机遇——理解自己和伴侣的机会，个体亲密关系变得更满意更亲密的契机。
如今大多数伴侣在他们结婚前还同居，我们在第1章已经看到，同居的人后来离婚的风险增加了。尽管流行的观念认为同居是有价值的尝试，可以让人们避免今后可能出现的问题，但同居是与离婚率正相关的（Rhoades et al.，2009b）。令人欣慰的是，如果恋人在订婚之后才开始住在一起，并且同居的时间较短暂，他们并不比那些婚前没有同居的夫妻更多地离婚（Jose et al.，2010）。已订婚的未婚夫妻短暂同居，看来并不会给之后的婚姻带来很大的危害。另一方面，在订婚前同居的人（或者曾与多个伴侣同居过的人）结婚后更可能离婚（Jose et al.，2010），这可能是因为同居改变了他们对婚姻的信念和期望。随意的同居看来会导致：（1）对婚姻制度的不尊重；（2）对婚姻结果的不利期望；（3）更强烈的离婚意愿（Rhoades et al.，2009b），所有这些都使人们更可能离婚。
因为更多的父母离婚，也就有更多的儿童见证了家庭冲突，成长于破碎的家庭。大众的观点可能认为遭受家庭破裂的年轻人或许特别有决心去避免犯同样的错误，但现实却是，离婚在一代代相传：经历父母离婚的儿童在他们长大后更可能离婚（Bartell，2006）。很多原因可以解释这一现象。举例来说，离异家庭的儿童对婚姻持有不太积极的看法，当他们开始恋爱时，对伴侣更缺乏信任；因此，与家庭完好的同龄人相比，他们不太确信婚姻的长久性（Cui & Fincham，2010）。进一步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儿童从父母的教训中学会了处理亲密关系的方法，那些童年记忆中家庭充满矛盾和冲突的人，其婚姻一般也困难重重，痛苦不堪（Riggio & Weiser，2008）。因此，随着离婚变得更为普遍，今后可能会有更多的儿童受到离婚的伤害。
为什么离婚率会上升？与我们祖辈的年代相比，可能的原因有：
● 我们渴望从婚姻中得到更多，对婚姻持有更高的期望标准；
● 上班的女性在经济上更为自由，有更多的机会接近有吸引力的替代伴侣，在工作和家庭之间面临的冲突日益严峻；
● 兴起的个人主义和社会流动性使我们与阻遏离婚的社区规范联系更少，也更少受到它的影响；
● 新制定的法律使得离婚更为大众接受，离婚的程序也更简单；
● 随意的同居削弱了婚姻的承诺；
● 离婚家庭的孩子在他们长大后更可能离婚。
胡斯顿及其同事考察了婚姻失败的三种不同解释。其中一种解释——使人想起卡尼和布拉德伯里（Karney & Bradbury，1995）提到的持续的脆弱——认为那些注定不满足的夫妻比起那些婚姻最终成功的夫妻，在婚姻一开始就爱意不足，彼此矛盾重重。这一解释即持续的动力（enduring dynamics）模型，认为伴侣把求爱期间就浮现出的问题、矛盾及持续的脆弱带入了他们的婚姻之中；的确，伴侣一般在结婚之前甚至就意识到这些挫折和缺点（Jayson，2009）。根据这个模型，走向离婚的婚姻在一开始就比其他婚姻更脆弱。
相形之下，第二种解释被称为突现的危难（emergent distress）模型，它提出最终毁灭伴侣的问题行为始于结婚之后。随着时间推移，有些夫妻陷入婚后日益增加的冲突和否定的覆辙之中，而这些在婚姻开始时并不存在。因此，与持续的动力模型不同，突现的危难模型提出，在婚姻开始时，在成功和失败的婚姻之间并不存在可辨别的差异；摧毁某些婚姻的危机一般都是在婚后才出现的。 最后，第三种解释是幻灭（disillusionment）模型。这种观点认为伴侣们在婚姻开始时，常常对他们的亲密关系有着美好、浪漫的看法，这是不切实际的乐观。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伴侣们不再彼此努力维持可爱、迷人的形象时，现实就逐渐侵蚀了这些怡人的幻想。当人们认识到他们的伴侣关系并不像起初看来的那般美好，任何婚姻中存在的浪漫都会消退，从而会感到失落，但对于某些夫妻而言，“婚姻证书上的戳印几乎还没干，对婚姻和伴侣的怀疑和幻灭就开始出现了”（ Kayser & Rao，2006，p.206）。 这三个模型的观点都很有意义，因为它们都说明了改善婚姻、减少离婚风险的不同方法。根据持续的动力模型，困难重重的求爱引起了糟糕的婚姻，婚前干预能防止彼此有着矛盾情感的夫妻结婚，从而能避免随后出现的离婚事件。相比之下，突现的危难模型主张夫妻应当防范婚姻缓慢滑坡，出现痛苦不悦和消极否定，鼓励夫妻保持愉快、大度、关注和友善的干预措施能把离婚拒之门外。最后，幻灭模型提出对自己的爱人和关系的冷静而精确的知觉，能预防随后的失望，不抱幻想一样能防止离婚。
这是最后一章，我们也快要完成本书的学习了。那么，也该盘点一下我们学过的内容。现在你知道多少在学习本书之前并不知道的内容？只有你自己确切知道，但这里列出一些可能的内容：
● 通常期望男性具有的行为风格——鼓励他们果断自信、自强自立而非温情脉脉、亲切体贴——并不能把他们训练成长期亲密关系中最理想的伴侣。
● 低自尊的人常常会小题大做或者知觉到根本不存在的排斥，从而破坏他们自己的亲密关系。
● 临近、熟识和方便能决定有奖赏价值的亲密关系到底能否开始。我们与许多人都可以建立美满的亲密关系，只不过我们遇不见他们而已。
● 长相很重要，如果你的外貌没有吸引力，很多人会忽视你，不想与你结识。
● 我们并不如我们认为的那般了解或理解自己的浪漫伴侣；甚至在成功的亲密关系之中也会持续存在很多错误认知。
● 当我们开始结识别人时，他们会努力给我们留下好印象，但一旦我们喜欢或爱上他们，他们就很少努力保持礼貌、端庄和愉悦。
● 在非言语沟通方面男性一般不如女性做得好，非言语沟通的缺陷与亲密关系的不满存在相关。
● 我们常常认识不到：当我们与伴侣谈话时，伴侣并没有接受到我们想要传递的信息。
● 坏的比好的更有力量，我们与伴侣偶尔刻薄或挑剔的交往比我们为他们做的千桩好事更有影响力。
● 长期来看，亲密关系需要付出的代价往往比我们预计得要大得多。
● 浪漫、激情之爱是我们选择结婚的主要的理由之一，但久而久之它一般会减少。
● 约有三分之一人的不能轻松舒适地对待相互依赖的亲密感；他们要么担心伴侣不够爱自己，要么在走得太亲近时感觉不自在。
● 男性一般比女性期望更多的性行为，挫折感常常由此而起。
● 或迟或早，我们的伴侣都可能以某种方式背叛我们，给我们造成伤害和痛苦。
● 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 平均来看，婚姻并不如过去那样幸福，离婚现在更为普遍。
另一方面，我们学过的内容里也有很多积极的事实，以下就是： ● 许多男性（约三分之一）也像女性惯常的那样温情脉脉、亲切体贴和敏感细腻。而不具备这些特点的男性也可能通过学习，变得比现在更加热情、更加具有表达性。
● 幸福的爱人会宽容地理解伴侣并解释他们的行为，假定伴侣无辜，甚至把伴侣偶尔的不端行为视为善意和关爱。
● 大多数人会寻求与浪漫伴侣的相互依赖和亲密关系，并对此感到安心。
● 在幸福的亲密关系之中，如果激情减少，就会出现深厚、关爱的友谊，此类友谊丰富而热情，足以满足双方。
● 真正的宽恕对接受方和给予方都有益，在那些亲密、满意、最值得挽救的亲密关系中最容易得到。
● 或许最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尽力去做，几乎所有人都能成为更体贴、更有魅力、更有奖赏价值的伴侣。在非言语沟通方面，如果给予男女两性同样的激励，男性就可以做得和女性一样好。如果我们花时间来检查我们的言语信息，就能减少或消除言语误解。只要我们处处留意就比麻痹大意能更加礼貌、较少自私、更加体贴、较少挑剔地对待我们的伴侣。